故事二

三司使的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上。依据旧制，代理的三司使权使公事和正式的三司使职责一样，所以“三司使”的地位要在“权使公事”官职之上。庆历年间，叶道卿是三司使权使公事，执政人有想要压制叶道卿的，因此在颁发敕书时将“三司使”移在“权”之下为“权三司使”，于是位次便在翰林学士之下，到现在已经发展为成例。后来曾经有人奏论过排列的事宜，虽然“权三司使”的官衔还是照旧，但新任命权三司使时，由閤门使下达皇帝的旨意，偶尔也有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上的，然而并没有成为固定的成例。

皇族子弟被授予南班官衔，世人相传是王旦做宰相时提出来的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依据旧制，皇族子弟并没有升迁官职的相关规定，只有遇到平日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时，才可以普遍都升迁一级。景祐年间，初次制定在南郊祭祀时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一并配享的制度，宗室想要借着大礼的时机向皇帝乞求升迁官级，便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奏章上奏给皇帝。随后刁约拜见丞相王沂公，王沂公问：“之前宗室子弟乞求升迁官职的奏表，是什么人写的？”刁约没有猜测出他的意思，于是便回答不知道。回去之后刁约思虑这件事情，担心事情会被追查而因此获罪，于是再次拜谒丞相府。王沂公问了和之前一样的问题，刁约越发惶恐，不敢再有所隐瞒，于是便如实回答。王沂公说：“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喜欢奏表之人的文词罢了。”并且还再三表扬刁约，之后又慢慢地说：“已经得到皇上旨意，对此会另有安排。几天之后，应该会有相关文件下来。”自此之后便有了授予宗室南班官衔的成例，皇帝近亲最初开始担任环卫将军，凡是有七次升迁的就可以为节度使，于是便成了固定的制度。宗室子弟用上千细绢来答谢刁约，刁约推辞不敢接受。我和刁约是亲戚故旧，刁约曾经让我看过当时奏表...

太宗命人将创方团球带，赏赐给两府的文臣。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、王贻永二人也都受到了特别的恩赐；李用和、曹郡王则都以元舅的身份得到了赏赐；近些年来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岁已高而又德高望重也受到了特赐。这些都是特殊的礼遇，并不是成例。

近些年来京师的官员穿着官服骑马时，都是在官服外面蒙上浅黑色的衣服，称为“凉衫”，这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做法。《仪礼》中所说的“朝服加景”指的就是这个。只是不知道古人在“景”的样式、颜色方面是怎样做的。

内外制中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，自给谏、待制等五品以上官员，都是有润笔物的。太宗时期，确定了润笔的钱数，并下诏将它刻在舍人院的碑石上。每次任命官员时，就会发放文书督促润笔物的发放。从舍人院的官员下到吏人和马夫，都有分沾。元丰年间，改立官制，内外制便都有了添支，于是便除去了润笔的钱财。

唐朝的制度，官级还没有达到担任某职位的资格而以他官暂为摄理某职位的称为“直官”，比如，许敬宗曾经所担任的“直记室”便是。本朝的学士院、舍人院都设立了直院官员。熙宁年间，又复置直舍人、学士院，不过只是一些资历比较浅的官员担任，其实就是正式任命的直院官。熙宁六年，舍人或因升迁或因罢免而离开了职位，舍人院阁下一时没有了人员，于是便以章子平暂为代理知制诰，而没有直接任命为直院官，也是因为他只是暂时代理的缘故。古时候的兼官，大多都是暂时代理某职务；有长时间兼管的，便和正式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我家里收藏的由尚书吏部郎谢朓所写的《海陵王墓志》，其中的落款则是“兼中书侍郎。”

三司、开封府、外州的长官升堂处理政事的时候，便有衙役在前面引路吆喝。宋朝的制度，在皇宫之内只有三种官职可以通告吆喝：宰相传呼于中书省，翰林学士传呼于翰林院，御史传呼于朝堂。通告吆喝的人全是穿着红色衣服的衙吏，称为“三告官”。官员们所经过的地方，守门的役吏都要以棍棒敲击土地来警示所有人，称为“打仗子”。两府、亲王需要从殿门一直敲击到本司或者是他们上马的地方；宣徽使则要敲击至本院；三司使、开封府则要敲击到各自的官府。近些年来寺、监长官也需要打杖吆喝，这并不是之前的成例。之前宰相上朝的时候，也有受特殊旨意，允许张华盖、打仗子的，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指挥。手拿着丝梢鞭入宫，自三司副使以上才能这样做，副使只能乘坐紫丝暖座跟着入宫。仪仗的队长手里拿着旧棍杖，需要是待制之上的官员才行。近些年来寺、监长官拿着藤杖，这也不是旧时的成例。百官的仪仗典范，除了写入律令的之外，各家所记载的，尚且还有些遗漏。虽然记载的很翔实琐细，但也只是一个时期内用于礼仪的器物罢了。

官员在都堂以及寺观议事时的座次，大都是临时安排的。唐朝之前的旧例，都没有办法考证了，只有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书信中说：“宰相、御史大夫、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、供奉官为一行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，三师、三公、令仆、少师、保傅、尚书、左右丞、侍郎为一行，九卿、三监的座次和他们相对设置。自古以来，便没有出过什么差错。”从此处也可以稍微知道些当时的旧制，而今记录在此，以完备记载的缺漏之处。

朝中赐予大臣“功臣”的名号，开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期。此后藩镇的长官，以及跟随他们的资历比较深的官僚、参军，都被赐以“功臣”的名号。本朝只会赐予将相大臣“功臣”的名号。熙宁年间，依照旧制要给皇帝加尊号，宰相带领同僚再三请示，神宗始终不肯答应，并说：“尊号和你们的‘功臣’名号一样，对名誉又有何实质性的补益呢？”当时吴充为首相，于是奏请废止他“功臣”的称号，皇帝应允了。自此大臣们都相继奏请取消自己的“功臣”名号，于是便不再赏赐这个名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