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一

皇帝亲临南郊，参加祭天、祭祖的活动，册文上都说“恭荐岁事”。先前往景灵宫祭祀，称为“朝献”；再前往太庙祭祀，称为“朝飨”；最后才会前往南郊祭祀。我在编撰《郊式》的时候，曾经参与过这方面的讨论，经常会怀疑它们的次序，如果说先行祭祀的为尊，那么郊祀不应该在庙祀之后；如若最后祭祀的为尊，那么景灵宫不应该排在太庙之前。考究这种祭祀次序的由来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根据唐朝时期的制度，凡是祭祀天帝的时候，皇帝都会事先派遣使者，前去祭祀众多其他的神庙，只有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典礼是由皇帝亲自参加的。其典册、祝告的文字都称：“取某月某日，有事于某所，不敢不告。”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称为“奏告”，其他的都称为“祭告”。只有在南郊祭祀的时候，才称为“正祠”。到了天宝九年，皇帝又下诏说：“‘告’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谈事时的用词。今后祭祀太清宫的时候应该称‘朝献’，祭祀太庙时称为‘朝飨’。”自此就没有“奏告”这个称呼了，册文中则（将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）都称为“正祠”。

正衙的法座，是用香木制成的，用金饰修饰外表，四条腿，圆角，座位前面稍微有些凹陷，座位的表面是用织藤制成的。皇帝每次出行，就让年迈的太监坐在马上抱着这个坐具，称为“驾头”。皇帝座驾后的曲柄伞称为“筤”，被左右的两柄扇子夹着，统称为“扇筤”，上面都绣着花纹，也有使用金线绣花的，这就是古时候的华盖。

唐朝时期的翰林院设置在皇宫里，是皇帝的闲居之所，浴堂殿、承明殿和金銮殿都在翰林院的附近。在那里就职的人，从学士之下，工匠、艺伎以及隶属于翰林院的官员，都称为翰林，就好比现在的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之类。只有翰林茶酒司称为“翰林司”，大约是因为沿袭习俗而省略的。

唐朝时期的制度，从宰相以下，新任命的官员都没有宣召的礼节，唯独会宣召学士。大约是因为学士院地处禁苑，不是内臣宣召，就无法进入的缘故，所以在学士院的院门处还另外设置了旁门，也是因为它通往禁苑的缘故。而学士院的北门，是因为它在浴堂殿的南面，便于应召皇帝的命令。而今新任命的学士，要从东华门进入，到左承天门下马等待诏令；然后再由院中两个吏人一前一后从左承天门一起将他引入閤门。这也是沿袭了唐朝时期的制度。唐朝时期宣召学士时，要从东门进入，当时的学士院位于皇宫西部，所以会从翰林院的东门赴召，而不是和现在的东华门一样。至于唐朝时期的挽铃故事，也是因为它在禁苑的缘故，即便是学士院的官员，也应该在玉堂门外止步，那么它的管理严谨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而今学士院设置在禁苑外面，和朝廷各机构没有什么不同，也设置铃索，但都只是为了文饰故事罢了。

学士院的玉堂，太宗皇帝曾经亲自前往。至今只有学士任职之日才被允许坐在大堂正座上，其他的日子都不敢擅自坐上去。根据旧例，正堂上设置供起草文件使用的台子，每当给皇帝起草诏令时，学士都要穿戴好官服端坐在台前。而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，只留下一张空台子而已。玉堂东面承旨的閤子，上面还有火燃烧的痕迹。太宗曾经在晚上来过玉堂，当时苏易简为学士，已经睡下了，又急忙起床，因穿戴官服没有蜡烛照明，宫嫔便将蜡烛伸进窗格内为他照明。到现在学士院都不想将这扇窗户更换掉，正是因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桩盛事。

东、西头的供奉官，原本是唐朝时期从官的名称。自从永徽之后，皇上大多居住在大明宫，又在大明宫设置了从官，称为“东头供奉官”。原来西边皇宫的从官也没有废除，称为“西头供奉官”。

唐朝的制度，中书省、门下省的供奉官朝会时东西对立，称为“蛾眉班”。本朝初年，供奉班横列于百官之前。王溥从宰相改任为太子傅时，因为他所在的一品班在供奉班的后面，于是皇帝便让供奉班依旧东西分立。庆历年间，贾安公（贾昌朝）担任中丞，认为东西班相互作揖不符合礼法，便下令又更改为横列。而今供奉班在初叙班的时候东西分立，百官的位置重新排好后，供奉班便转为横列，朝见皇帝完毕后，供奉班又呈东西分立状态，百官分班退出大殿后，供奉班才会退出。这种方式也是参考了以前的制度。

中国的衣冠服饰，自北齐以来，所用的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。窄袖、绯绿短衣、长筒靴、带有装饰的腰带，这些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。穿窄袖上衣便于驰骋射箭，短衣、长筒靴便于跋涉草地。北方的少数民族非常喜欢野草茂盛的地方，常常在其间居住，我在出使北面的辽国时都亲眼见到过。即便是王庭也建立在深草中。我到达辽国王庭的时候，刚刚下过雨，从草地上走过，衣裤都被沾湿了，只有辽人的衣服没有被沾湿。他们衣带上所垂挂的蹀躞，大概是想要佩戴弓剑、帉帨、算囊、刀砺之类的物品。此后虽然除去了蹀躞，但蹀躞的环依然保存了下来，这个环就是用来悬挂蹀躞的，就好比套车时固定牛马大腿的革带，也就是现在腰带上的装饰品。天子的腰带一定要以十三环当作分节的装饰，唐初武德、贞观时期依然这样。开元之后，虽然依然沿袭旧俗，但腰带已经开始变得宽大起来。不过带钩尚且还需要在腰带前面穿孔固定，而本朝又增添了顺折，礼制文明的色彩便更加浓重了。

幞头，又称为“四脚”，就是它的四条带子。两条带子垂在脑后，两条带子反系在头上，由下巴颏处折返于头顶，所以也称为“折上巾”。唐朝的制度，只有皇帝的幞头能够使用硬脚。晚唐方镇擅自发号施令，才开始越级使用硬脚。本朝的幞头有直脚、局脚、交脚、朝天、顺风，共五种，只有直脚是没有贵贱之分而都可以使用的。还有一些普通百姓所佩戴的头巾，唐朝人也称为“四脚”，大约是两脚系在脑后，两脚系在下巴颏下，是为了使幞头在劳作时不掉落，空闲时候便将带子反系在头顶。现在的人不再将带子系在下巴颏下，前面的两条带子也就形同虚设了。

我兼任史馆检讨时，曾参与讨论枢密院札子中所问宣、头的由来。我考究唐朝时期的先例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，都会写成四份，其中一份为底本，一份为宣本。此处的“宣”意为颁行的意思，并没有作为文书的名字。晚唐时期枢密使在宫廷内苑接受诏令，出来之后再将诏令交付给中书省，就是所谓的“宣”。中书省接受诏令，并将其抄录一份放于籍册内，称为“宣底”。而今史馆中尚且还保存有故宣底二卷，就好比现在的“圣语簿”。后梁最初设置崇政院时，主要负责传达皇帝诏令。到了后唐庄宗时期又重新恢复为枢密院，并任命郭崇韬、安重诲为枢密使，枢密院此时才开始分管政事，公文不再经由中书省，而直接传达给下级部门的便称为“宣”，如同中书省的“敕”。小事则发头子（枢密院下发）、拟堂贴（中书省下发）。到现在枢密院依然使用宣子和头子，本朝的枢密院也使用札子。不过中书省的札子，宰相的画押签在上面，而次相以及参政知事（副宰相）的画押依次签在下面；枢密院的札子，长官的签字画押在下面，副长官以及其他官员的画押依次向上排列，以此作为二者的区别。头子，也只有在驿马之类的事情上使用。

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，九卿以下的官员，等到中书省的办事人员高呼一声“屈”，便迈小碎步快走而入。宰相作揖和送茶的时候，相关人员都会高声赞喝，称为“屈揖（来者屈身还揖）”。有待制以上的官员前来拜见时，则说“请某官”，也不会行屈揖礼，离开的时候还会不断地为他奉茶。在宰相坐席的南面横向设置百官的席位，来拜见的人若是升朝官就坐下，如果是京官以下则都站立。皇帝在后殿接见群臣，待制以上的官员都需要自报官衔姓名并行拜舞的礼节；普通的官员只需要行参拜礼，不用自报官衔姓名，也不用行拜舞礼。在中书省拜见宰相的礼节比较简单而使得百官受到尊重，意为群臣的身份是平等的。而在皇帝面前百官的身份略显卑微，这是降低礼仪等级的做法。

唐朝的制度，丞郎拜官后要前往笼门答谢。而今三司副使以上的官员拜官后，要在阶上行跪拜礼并舞蹈；三司副使以下的官员拜官后则在阶下跪拜，但不用舞蹈。这也是唐朝时期笼门谢恩的旧时制度。

学士院的第三厅，学士閤子前面有一棵巨大的槐树，素来被称为“槐厅”。相传之前在这个閤子居住过的人，大多都升任了宰相。于是学士们争相入住槐厅，以至于出现了将别人行李强行搬出此屋而占据这个閤子的人。我做学士的时候，曾经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。

《集贤院记》中记载：“开元时期的旧制，校书官都被允许称为学士”。而今在三馆任职的人，都被称为“学士”，是沿用了开元年间的旧制。

馆阁新书重新校对定本时，如若发现有错误的地方，都会用雌黄加以涂改。我曾经对改错字的方法进行比对：用刀刮洗会损伤纸张，用纸贴的方式又容易脱落，用铅粉涂抹则字迹不容易覆盖，需要涂好几遍才能够将错字磨灭。只有用雌黄涂一遍就可以磨灭错字，时间久了也不会脱落。古人将雌黄和铅粉称为“铅黄”，大约素来就使用雌黄这种方法了。

我在担任鄜延经略使时新建了一处办事的地方，称为“五司厅”。延州府的正厅是都督厅，治理延州事宜；五司厅治理鄜延路军事，好比唐朝时期的节度使。五司是指经略司、安抚司、总管司、节度司、观察司。唐朝的制度，凡是方镇的都会兼任节度使、观察使、处置使的职位。而今节度使的职位，大多归于总管司；观察使归于安抚司；处置使归于经略司。其中节度司、观察司两个机构，以及其所属的掌官、推官、判官，而今都只是管理地方州事而已。经略司、安抚司不再设置副职，是因为地方的统帅职权不可以不专擅。都总管、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虽然都一起签署文书，但都受到经略使的管制。

银台司监管门下省的封驳事务，这乃是给事中的职责，所以银台司应该隶属门下省，在以往的旧例中它则隶属枢密院。银台司的行文都采用札子的方式送往寺监；寺监送往银台司的行文则使用申状，即便是三司，向银台司行文时，也称为“上银台”。银台司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，初冬时节皇帝都要赏赐给他们翠毛锦袍。学士以上的官员，则是依据原本的官品进行赏赐。处置公务时，如果采用的是枢密院的杂司人员，那么相关主管人员还要依据枢密院的品级来发放伙食补助，这其实也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。

前代藏书，分别隶属好几个地方，是为了防止因水灾、火灾而全部散亡的危险。而今三馆、秘阁，凡是藏书的地方有四处，然而全部都设置在崇文院中。其中的国家图书，大多被人盗走，而士大夫之家却往往能够得到。嘉祐年间，朝廷设置了八位编校人员，负责四馆书籍的相互校对工作。并给他们配了一百位负责抄写的官吏，都用黄纸所装订成的大册书本抄写。自此个人便不敢擅自珍藏了。这种校对方式持续了好几年，最终仅仅完成昭文馆的藏书校对工作后便停止了。

旧时翰林学士的地位清闲而又亲近于皇帝，也不能兼任其他的职务。文馆的职务，自校理以上，都有职钱，而唯有内、外两制的官员没有职钱。杨大年做了很长时间的学士，家境贫寒，请求外放任职，辞表文书写了上千字，其中有两联这样写道：“空占着甘泉从臣的职位，最后却成为像若敖氏一般的饿鬼。孔子的随从弟子们饿得无法起身，东方朔也挣扎在饿死的边缘。”

京师百官上任的那天，只有翰林学士奉旨设宴时可以使用乐舞，其他的官员哪怕是官拜宰相，也没有这样的礼仪。优伶都是开封府亲点召集的。陈和叔任职翰林学士，当时他还兼任开封知府，于是便不用歌舞女艺人了。学士院奉旨设宴而不用女艺人的成例，便是从陈和叔开始的。

礼部贡院举行进士考试的那天，会在阶前设置香案，知举官和举人相互对拜，这是唐朝时期的旧制。为举人事先安排的位置以及一应物品的供给陈设都极其排场，相关部门还给他们准备了茶水和饮品。至于学究科的考试，则都撤去了帐幕、毡席之类的物品，也没有茶水、饮品，渴了就喝研墨的水，每个考生的嘴巴都被染黑了。这并非是故意为难考生，而是为了防止利用毡幕以及供应人私下里传递所考试的经义。大概之前有因此而败露的，所以现在便事先做好防备。欧阳修有诗说：“焚香礼进士，彻幕待经生。”认为两者的待遇礼数轻重有如此的差别，其实也是有原因的。

嘉祐年间，贡院将合格的举人名册上奏给皇帝，还没有殿试，京城的人便开始妄传“王俊民是状元”，不知道这种言论是如何兴起的，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是何人。等到了殿试，当时王安石为知制诰，和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两个人同为详定官。旧时的制度，殿试举人，设立初考官先确定合格者的等级次序，然后封弥试卷，送给覆考官审查，再确定合格者的等次，然后又交给详定官，审看初考官所定下来的等次，以和覆考官所定的等次对比：如果二者相同就确定下来；如果不同，就需要再详细阅读有不同意见的考生答卷，最后或是依从初考官，或是依从覆考官的答案，都不再另外定等次。当时，王安石认为初考官、覆考官所认定的第一名都不妥当，便想要从名册中另选一人为状首。杨乐道是个守法之人，认为王安石的决定并不合适，并未商议出结果。当时太常少卿朱从道任职封弥官，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对一起主掌封弥的人说：“二公何必这般力争，我十天前就已经听说王俊民为状元，看来是事先预定下来的。二公不要再自寻烦恼。”随后二人便将各自的意见上奏给皇帝，皇帝下诏依从王安石的意见。等到发榜的时候，状元果然是王俊民。详定官可以另外确定进士名次便是从此时开始的...

选人不能乘马进入宫门。天圣年间，让选人任职馆职，开始于欧阳修、黄鉴等人，他们都是从左掖门下马入馆，当时将此称为“步行学士”。嘉祐年间，在崇文院设置了编校局，校官都被允许乘马到达院门口。之后中书五房设置了学习事官，依据惯例也可以乘马进入官署。

皇帝的车驾出行时，前驱称为“队”，就是古时候负责清除闲杂人等的队伍。其次为卫仗，卫仗，为古代进入宫门的法令，是古时候的外仗。队伍的中间部分则称为“禁围”，就是殿中仗。《周礼·天官·掌舍》记载：“没有宫殿，便让人站立以代表门。”而今称为“殿门”。天武官，从天底下挑选出八位个子最高的人担任。皇帝前往前殿理政时，这八个人则拿着钺站立于紫宸门下；皇帝出行的时候则站立于禁围门下，走在仪仗、马队的前面。又有衡门十个人，有一个队长，选拔出武力最为高强的人任职。皇帝在后殿听政时，这十个人则拿着在殿前东西对立，也就是古时候的虎贲、人门之类的卫士了。

我曾经购买过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时期的一通档案，乃是除授宰相刘昫兼任三司堂的档案。档案前面还有拟好的奏状说：“具官刘昫。右，拜伏奏上，以刘昫有治国的才能，辅佐帝王的心意真切，正逢陛下登基而应该效仿天地建立功德时，实际上也依赖于他初始的谋划经营。陛下应该厚重于他，委任他监管三司事并掌管财政，期待国家可以逐步富裕起来，永远辅佐圣明的天子治理天下。臣等商议，希望可以依照刘昫旧职中书侍郎拜授，并兼任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，兼管三司的事宜，其勋爵俸禄等都和之前一样，不知道适当与否？如果蒙恩被允许，希望即刻付翰林学士院编撰进制书施行，谨录这个奏折以奏闻陛下。”之后还有制书说：“宰臣刘昫，右，可以兼任三司事宜，应该让中书门下依此来施行。付中书门下，准此。四月十日。”制书使用的是唐闵帝登基之后新铸的印玺，和现在政府颁布的制书稍微有些不同。 本朝重要的事宜要面对面地奏禀皇帝，平常的一些事情则是拟好奏状送进去，皇帝认可后就可以施行，称为“熟状”。等不及上奏的事情，就可以先让部下实施，然后再拟好奏状禀报皇帝，称为“进草”。熟状要使用白纸书写，宰...